2025年1月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互惠原则，裁定承认并执行新加坡高等法院作出的1000万港币商事金钱判决。
中新两国并无相互承认民商事判决的双边条约，法院认定双方基于2018年《指导备忘录》达成”互惠共识”，符合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九十九条及《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》第44条的审查标准。
这一裁定的实务意义在于：没有司法协助条约，不等于外国判决在中国无法执行。
“互惠共识”已成为跨境判决承认的独立法定路径之一。
本文结合该案及现行规范，系统梳理我国法院审查互惠关系的五种实务形态、三种核心标准，以及涉外执行律师在跨境债务追索中的具体适用路径。
【案例回溯】新加坡判决如何在中国落地
案情本身不复杂：2014年，赵某向新加坡公民叶某光出借1000万港币，后者违约。赵某在新加坡高等法院取得胜诉判决，但叶某光未履行。经查，叶某光名下有位于上海市徐汇区的房产，赵某遂向上海一中院申请承认并执行该新加坡判决。
核心障碍只有一个：中新两国没有缔结或共同参加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的国际条约。
根据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九十九条，此种情形下，法院需依照互惠原则审查。
而互惠原则怎么审？这是实务中最容易卡壳的地方。
上海一中院的裁定书给出了清晰路径：2018年8月3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与新加坡最高法院签署了《关于承认与执行商事案件金钱判决的指导备忘录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导备忘录》），载明了两国法院相互承认和执行商事金钱判决的具体要求与程序。
法院据此认定，中新两国就商事案件金钱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已达成了”互惠共识”，符合2021年《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》（以下简称《会议纪要》）第44条第（2）项的情形。
同时，法院进一步补强：中新之间存在相互承认和执行对方法院判决的先例（事实互惠），可以作为认定互惠关系的补充因素。
条约缺位，但共识先行。判决最终得到承认。
【核心演变】互惠关系的五种形态与实务审查标准
这个案子的价值，不仅在于结果，更在于它展示了我国法院审查互惠关系的完整光谱。
长期以来，实务界对”互惠原则”的理解停留在较为狭隘的”事实互惠”层面——即必须证明对方国家曾有承认我国判决的先例，否则不予认定。这种标准过于严苛，导致大量外国判决被挡在门外。
但司法实践已经迭代。根据现行规范及上海一中院本案所印证的逻辑，互惠关系目前存在五种实务形态：
| 形态 | 核心依据 | 实务场景 |
|---|---|---|
| 条约互惠 | 双边/多边司法协助条约 | 已有35个国家与我国签署相关条约 |
| 法律互惠 | 判决作出国法律允许承认我国判决 | 如英国、日本等（需个案论证） |
| 互惠共识 | 两国最高法院备忘录、声明等意向文件 | 本案情形：中新《指导备忘录》；”一带一路”共建国家 |
| 互惠承诺 | 外交照会中的单方互惠承诺 | 如我国对阿塞拜疆的首次互惠承诺实践 |
| 事实互惠 | 对方国家已有承认我国判决的先例 | 不再作为独立要件，仅作补强因素 |
2021年《会议纪要》第44条明确将审查标准聚焦于三种情形：法律互惠、互惠共识、互惠承诺。事实互惠未被单独列举，仅作为补强参考。
这意味着：即使对方国家没有承认过我国判决的先例，只要存在法律互惠、互惠共识或互惠承诺中的任何一种，我国法院就可以率先给予互惠，承认对方判决。
上海一中院本案正是适用”互惠共识”路径的典型案例。
【涉外执行视角】对执行实务的三重启示
作为长期深耕执行领域的团队，我们认为这个案子释放了三个值得高度关注的实务信号：
第一，”无条约=无法执行”的认知已经过时。
对于新加坡、英国、日本、韩国、美国、德国、澳大利亚等与我国经贸往来密切但尚未签署判决互认条约的国家，当事人往往直接放弃国内执行路径。但中新《指导备忘录》的存在证明，高层司法对话形成的共识文件，完全可以成为执行的规范基础。
执行律师在接案时，第一步不应是查”有没有条约”，而应是全景扫描：条约、备忘录、共识声明、法律互惠可能性、甚至外交互惠承诺——五条路径都要走一遍。
第二，财产线索在国内+判决在境外，仍然大有可为。
本案的关键转折点在于：赵某发现叶某光名下有上海房产。这提示我们，跨境债务追索的核心逻辑并未改变——执行到位的关键，仍然是找到可执行财产的地域连接点。 只要债务人在中国有财产，境外判决就有落地的物理基础。执行律师需要建立”跨境判决+国内财产”的联动思维。
第三，互惠关系的论证，正在从”防御性抗辩”转向”主动性建构”。
过去，承认外国判决的审查中，互惠关系往往由被申请人（被执行人）作为抗辩武器提出。但随着《会议纪要》确立的开放标准，申请人（债权人）可以主动建构互惠关系：提交对方国家的法律文本、两国司法备忘录、甚至通过外交渠道推动互惠承诺。
这要求执行律师具备跨境法律检索、国际司法合作文件梳理、以及涉外执行论证的能力。传统的”查冻扣”技能，正在向”跨境执行方案设计”升级。
【实务建议】如果你手上有跨境债务
如果您或您的企业持有境外法院作出的商事金钱判决，债务人财产在国内，或您在国内有财产但面临境外判决的承认执行问题，我们建议立即启动以下工作：
第一，扫描互惠路径。
不要因”无条约”而直接放弃。系统检索两国之间是否存在司法备忘录、共识声明、法律互惠空间或事实互惠先例。
第二，锁定国内财产连接点。
判决能否落地，最终取决于国内是否有可供执行的财产。房产、股权、银行账户、应收款——任何地域连接点都可能成为突破口。
第三，提前论证互惠关系。
在申请承认之前，即完成互惠关系的法律论证材料，包括对方国家法律条文、两国司法合作文件、国际法原理等，避免在程序中被动应对。
第四，关注程序衔接。
承认外国判决与执行程序之间存在技术衔接（如执行令的发出、保全措施的配套），需在申请阶段即作一体化设计。
【结语】
跨境执行不是死局，只是规则更复杂。
上海一中院这份裁定告诉我们：当条约缺位时，互惠共识可以成为桥梁；当被执行人以为”人在境外、判决在外国”就安全时，国内的房产和账户依然可以被锁定。
本所长期专注于大额商事案件的疑难执行、终本破局及涉外执行领域。我们始终认为，执行的终点不是判决书上的数字，而是权益的实质性兑现——无论这张判决书来自国内法院，还是新加坡高等法院。
如您持有境外法院判决，需要评估在中国承认与执行的可行性，或面临境外判决的跨境执行压力，可将判决书及财产线索发送至本所，由承办律师进行跨境执行路径研判。